一個口授新聞稿的記者對迪倫有準確的描述：他是一個抱著吉他的詩人，唱歌像布道這確實說出了迪倫的特征，他好像另一個口若懸河的金斯伯格，這兩個人的語言風格有相似處（都雄辯，喜歡長句子）

實際上，在紀錄片的開頭，迪倫對著鏡頭扔紙板時，背后遠處站著一個大胡子，手里拿著一根棍子跟另一個人聊天，似乎就是老金斯伯格。

電影里有一段，迪倫在打字機前寫歌，旁邊有人彈唱，有人靜聽，他在打字時身體隨著頭腦中歌詞的音節(jié)和音樂節(jié)拍而搖擺音樂加強了他的詩歌語言的感染力，也提供了更多自由，提供了詩歌以外屬于歌曲的那些技巧資源，比如聲音的強弱、節(jié)奏的快慢、拖長了腔調(diào)或提高嗓音咬字等各種強調(diào)方式、詞語的重復之外還有音樂的回旋往復，等等，所有這一切無疑大大豐富了他的“詩歌”的表現(xiàn)力

這是寫《嚎叫》的金斯伯格做不到的。

反過來，也可以說，垮掉主義詩歌為他的歌詞創(chuàng)造了完全不同于通俗音樂的深度——有人懷疑聽眾能否真正理解迪倫，迪倫自己也拒絕接受一個通俗歌曲的獎項，拒絕時代周刊采訪人說他是供人消遣，哪怕是卡魯索意義上的“pop singger”——他是一個從文學咖啡館直接走進演唱大廳的歌手作為一個即將到來的“政治化時代”的符號，迪倫不是一般性造勢的結(jié)果，他的歌唱既切中要害，音樂上也沒有瑕疵（在談到卡魯索時他說，“我可以準確地表現(xiàn)各種音調(diào)，我能隨心所欲地控制呼吸至少三次連續(xù)不間斷”）隨著迪倫在流行音樂排行榜上越來越靠前，他的代理人與媒體的議價能力也大大提高電影中相當精彩的一個段落是中年發(fā)福的代理人不動聲色地坐地抬價，把一次出電視節(jié)目的價格從對方開出的所謂好價格一千二三百英鎊，抬高到一小時2000英鎊這部紀錄片的價值，可能在于它讓我們看到一個明星人物在社會學意義上的“后臺”的狀態(tài)，有祛魅的效力迪倫無疑是非常關(guān)心自我形象的，控制他人觀感的能力超凡在紀錄片里，迪倫在舞臺上演出的片段只是陪襯，大多數(shù)內(nèi)容發(fā)生在臺下我們雖然不能說迪倫在后臺排練室、在去演出途中、在賓館的房間的時候就是處于放松形象管控的“后臺”狀態(tài)，但是這個部分畢竟要比公眾、粉絲能看到的“前臺”信息量大得多了電影告訴你迪倫如何與人打交道一個年輕男人仰慕迪倫的名聲，跑去見他，但是他感覺迪倫對自己不感興趣，為此他開始抱怨，并強調(diào)自己是值得迪倫鄭重對待的迪倫多少有點找樂地跟這個突兀的造訪者一問一答，此時他已頗有名人派頭，對事對人（對天真漂亮的女孩、對記者、對政客、對樂隊里的伙伴）冷淡地保持距離，有點高深莫測（形象管控太用力的結(jié)果吧）我猜測紀錄片導演對他也非常好奇，透過攝影機努力想認識這個年輕人這段非常戲劇性的插曲，揭示其個性，勝過許多文字在70分鐘左右的時候，迪倫難得綻放了一次笑臉，之前吵架也脫出了“罩子”

作為美國民權(quán)運動的“好聲音”，1965年的英國巡演使他有點脫離語境。

一方面他比我以為的更勝任商業(yè)規(guī)則，一方面也不大容易被媒體和資本搞掂；一方面他會為能夠在維多利亞時代建造的劇場演出而虛榮心膨脹，一方面他會被英國媒體贈送“無政府主義者”的名頭——可能是與金斯伯格深交的后果巡演中，我們再次瞥見金斯伯格在鏡頭里一閃，不知道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