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更新好像進入了難產期，倒不是不知道想說什么，而是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就比如上次和朋友吃飯的時候，說起為什么“女性主義”走向了性別矛盾我當時很想說說我的想法，但是怎么說好呢……于是我選擇了以后再說“以后再說”是我的家族傳統(tǒng)，我爸就經常這樣講在看電影這件事上我恪守傳統(tǒng)，“以后再說”的電影不知道排了多少，但是濱口龍介的電影總是能讓我現在就想說當《邪惡不存在》以一種命題的形式命名了電影時，勢必會引申出對于命題的追問：什么是邪惡/善良？邪惡不存在嗎？電影的內容自然也是對這些追問的回答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這是一次濱口龍介與觀眾的對話，一個有關“善”與“惡”的提問與回答小時候我們會做這樣一種練習，舉出下列詞語的反義詞善與惡是經常會出現的一組矛盾在成年之后人們對于善與惡的理解不再那么平面化，它們之間好像總存在一種曖昧關系

就像最近上映的《九龍城寨》里，“四小強”在城寨內的毆斗行為是“除暴安良”，在秩序社會里他們就是“濫用私刑”（電影里主人公們毆打了一位家暴婦女的丈夫）。

這種曖昧不清迫使人們開始思考善與惡的邊界，在這個領域里最著名的研究者當屬康德，對于那個曖昧不明的空間，他提出了區(qū)別于“矛盾”的定義：二律背反什么是二律背反，想要恢復其原初的曖昧沖擊力是困難的且讓我們先回到《九龍城寨》，我想可以這樣理解：二律背反并非是黑社會殺人放火，我助人為樂這種二元對立；而是在“毆斗”這一行為在不同框架下呈現出的兩種截然不同觀念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借助于“九龍城寨”這一神秘的意義區(qū)間而顯現就像《邪惡不存在》中的“鄉(xiāng)村”，完美度假區(qū)的規(guī)劃在都市人的眼中它是振興當地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好項目，但進入鄉(xiāng)村時就搖身一變成了破壞自然、污染環(huán)境的壞工程如果用一組簡筆畫來展示矛盾與二律背反的差別，我們也許一目了然矛盾是沿著相反方向的線性運動；二律背反則是莫比烏斯環(huán)式的圓周運動：當我們在現實一面走得太遠時，我們就會突然發(fā)現，我們已經走向它的反面，走進了藍色的模糊地帶，在哪里是《邪惡不存在》主人公逃遁而去的“純粹幻象的王國”；也是《九龍城寨》里龍卷風“魔鬼般地顯靈”現在讓我們來重新審視電影中呈現的“九龍城寨”與“村莊”：在實證領域它們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建筑實體，同時在符號領域也是某種無法成為經驗之物的界限之維經由這條界線，“除暴安良是不邪惡的、都市人的完美度假區(qū)計劃是不邪惡的”形成的否定判斷變成了不定的判斷換句話說我們在這條界線里遭遇了否定判斷與不定判斷之間的差異康德就是以現象性現實與本體性原質之間的對立，取代了表象與本質之間的傳統(tǒng)對立

現象性現實與本體性原質之間的對立遵循完全不同的邏輯：我們的道德法則（顯現為“本質”的事物）只在我們的有限限度之內，在我們置身其間的現象現實（九龍城寨內/外、都市/村莊）的領域內，才是可能的，才是能夠設想的。

這一界限最終是康德式的，現實從來沒有呈現其完整性：在它中間總是要裂出空白的彼岸，此空白是由純粹幻象的王國/魔鬼般的顯靈來填充的在這里我們終于可以回到《邪惡不存在》中來，且回憶電影中父女二人在電影中散步的終點——那片凍湖的彼岸，不正是那片遠離塵世、寧靜致遠的幻想國度一次次地出現在電影畫面之中嗎而二人最終跨越了這條彼岸，在向著“不存在”的區(qū)間漸漸隱去的過程中超越了感官的限制、善惡的界限，獲得了“不存在”的道德尊嚴與自由也許我們在“不存在”的領域里走得太遠，讓我們回到邪惡的概念中來康德對于“惡”的闡釋以三種形式，在三個維度上表現出來惡的第一種也是最溫柔的形式，是通過“人性的脆弱”表現出來的：我知道我的義務是什么，我完全認可我的義務，但是我無法匯集足夠的能量響應它的呼吁，無法不屈從于“病態(tài)”的誘惑比如學生清楚身份的義務是學習，但是總是無法不屈從于游玩的誘惑第二種形式的惡比較危險，它是第一種的倒置：在第一種形式的惡中，主體還對自己的義務保持了適度的了解，承認自己無力履行義務但是在這里，主體聲稱自己為了履行義務而采取行動，它被倫理關切所驅使而實際上呢，引導他的只是病態(tài)的動機比如無比嚴厲的教師與家長，他們相信，他之所以折磨兒童，是為了教育他們成為更好的人實際上在這里只是滿足自己病態(tài)的虐待沖動

第三種形式的惡最為糟糕，它要主體徹底放棄行為與義務的內在關系，把道德理解為一套簡單的外部規(guī)則，理解為簡單的外部障礙。

社會設置這些障礙，就是為了限制人們滿足自我的“病態(tài)”興趣這樣，對與錯的概念毫無意義，如果主體遵守了道德規(guī)則，他也僅僅是為了避免令人痛苦的后果，如果“能打法律的擦邊球”而不被抓獲就更好了

這種惡的主體因為做了某些殘忍或不道德的事而遭受譴責時，最標準的借口便是：“這不違法吧。

”不過，還有第四種可能性“純粹之惡”，它被康德排除了。

被排除的原因正是康德把善與惡設想成了兩種截然相反之物，而放棄了邪惡的二律背反回到電影中來，公司職員之惡以與其完全相反的形式呈現出來他們聆聽村民的呼聲，積極協調項目與居民的矛盾，他們的行為不再從外部與善截然相反，而恰恰成為善的內容在此，公司職員區(qū)別于第二種惡的關鍵在于，雖然本質上都是通過自欺的形式，但是職員的行為驅動力是“非病態(tài)的”，甚至是違背自身利益的回憶男職員放棄城市的生活習慣，主動去體驗村民的生活方式的情節(jié)，可以說他為了勸說Omika成為公司管理員，把一切賭注都押了上去電影將整個邪惡運轉的過程以一次電話會議的形式向觀眾完全敞開，使得我們清楚了整個邪惡的孕育過程但是作為置身事外的Omika來說，其動機是難以察覺的如果不是借助羽毛“魔鬼般地顯靈”是無法把善與惡這兩種對立且都在拼命使對方消亡的實證性力量，理解為其中一種力量（惡）采取了其對方的形式，從內部破壞了它同時這里更不能被忽略的是，一切真相都過于一目了然會讓人同時跌進“善”的陷阱讓我們再回到影片開始的地方即，善惡發(fā)生轉換的“村莊”/（九龍城寨）之所以在這里發(fā)生意義的轉換，并不是資本宇宙的無情邏輯，而是村民共同體們對于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心醉神迷換句話說，電影一開始就已經給出了關于善惡得以講述的視角，不就是那個在開場長達5分鐘的女兒仰望森林的視點嗎這個視角已經把外部世界的殘酷入侵，理解為了惡之根源這就是關于邪惡的二律背反，也是內部否定的全部邏輯如果在這個領域里將電影進行結尾，我們可能會看到這樣一幅畫面：村民們眾志成城堅決抵制開發(fā)商對自然的破壞，兩種力量在是與非的區(qū)間里糾纏不休也是在這個內部否定的領域里，我好像看見了“女性主義”走向了性別矛盾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來自于外部的原因之二，來自于某一種類似于電影里“公司高管”的霸權，這種霸權得以運行的機制便是內在和外在否定之間的短路，即在“非惡—善”與“反惡”之間的短路。

當我們將“反惡”與“非惡”的概念混淆時，我們就成了電影中的公司職員，“無知無覺”地行使著“純粹之惡”很欣喜，濱口龍介并沒有陷入邪惡的二律背反電影給出了一個相當振奮的結局也可以說整部電影的全部沖擊力之所在正是來自于結尾Omika扼住“邪惡”咽喉的那一幕望著Omika帶著女兒和生靈遠去的彼岸之外，我好像聽到了這樣一幅畫面：“我所見過的…事物你們人類絕對無法置信我目睹戰(zhàn)艦在獵戶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燒我看著C射線，在唐懷瑟之門附近的黑暗中閃耀所有這些，時刻終將流逝在時光中，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即使這一幕沒有像《銀翼殺手》里給出一個比“人”與“非人”的更浪漫的雨中和解，但是也更克制地向“反人”發(fā)動了足夠決絕的致命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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